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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棺之谜

谁家棺木挂悬岩,

善良姊妹痛人怀。

雪霏芜草山呈孝,

风吹松柏哭哀哀。

白日花开陈祭礼,

夜间星斗照灵台。

……

1974年夏天,珙县“僰人悬棺”首次正式清理、发掘的时候,考古工作队在“僰人故里”----洛表乡麻塘坝悬棺集中点之一的“邓家岩 ”左侧石壁上,发现了这首用墨笔楷书的七言古诗。落款年号为“大清嘉庆丙子年(即公元1816年)腊月初七”。由于年深月久,岩浆侵蚀,后面有的字迹和作者姓名已模糊不清。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样一个问题:早在两个多世纪以前,“悬棺”就已经是个“谜”。

僰人,是我国古代西南的一个少数民族。悬棺,民间俗称“挂岩子”,是僰人的一种独特葬俗。它和其他民族的土葬、天葬、水葬、火葬、风葬等迥然不同。而是“亲死不葬,悬棺高岩,垒垒峭壁间。”

至于僰人为何悬棺高岩?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有关专家、学者根据悬棺的具体特点和相关的文献记载推断,提出了如下几种说法:

一、归祖说。认为悬棺葬俗,是僰人“图腾崇拜”的象

征。他们崇拜“太阳神”,把翱翔天空的山鹰视为始祖,感觉将死者葬于高岩,便可悬空归祖了。

二、至孝说。从葬俗和发掘的文物看,不少学者认为

珙县悬棺的墓主当是僚人。唐•张鷟《朝野佥载》:僚人父母死,尽产为棺,于临江高上半肋凿龛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孝。

三、显贵说。清•乾隆《珙县志》载:前志言珙多僰人……相传有罗因者,以僰人尝灭其宗,乃教以悬葬岩上,子孙高显。于是,争挂高岩以趋吉。

四、游猎说。僰人“因地势关系,其族居方式,随遇而安,或屯居为寨,或沿川为沟,或营穴为洞。”按其俗,他们生以山为居址,死当以岩葬。

五、保护说。《马可波罗行记》有云:“秃落蛮(即土僚蛮)……用小匣盛其余骸,携之高山山腹大洞中悬之,俾人兽不能侵害。”有学者认为,此说更为接近实际。

总的看来,行悬棺葬人的思想观念,可能都与“灵魂不灭”、“祖先崇拜”即原始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

珙县“僰人悬棺”,分布面较广,计有遗址40余处,现存悬棺320余具(其中部分已残)。而以县南洛表乡的麻塘坝和曹云乡的苏麻湾两地最为集中,存棺在200具以上。这在全国14个有悬棺的省、区、直辖市中,存棺之多,并保持相对完好,当推榜首。自然,若以峭壁上历历在目的桩孔和置棺的残桩来判断,早年这一带的悬棺是当以千计的。

悬棺的棺盖和棺身,绝大部分均系整木挖凿而成,形体较大,不漆不髹,质地十分坚硬。令人惊叹的是,虽经若干年风雨的侵袭,迄今部分棺木仍保持完整无损。

其置棺的形式具体有三:一是凿孔楔桩,置棺其上;二是利用天然岩穴,放棺其中;三是临壁钻龛,卧棺其内。悬棺距地面一般高约25至50米左右,有的竟高达100米以上。乍一看去,确是气韵非凡,蔚为壮观。它!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僰人的高度智慧和惊人毅力,实可谓人世间之壮举。

古代僰人既要悬棺,那他们又是用什么方法把如此沉重的先人灵柩置于悬崖峭壁之上的呢?根据上述三种悬棺葬式和现场考察验证,珙县僰人悬棺的方法,主要是这三种(具体操作时,可因地制宜):一,栈道。由下而上,用人工先在峭壁上凿好桩孔,继而楔入木桩,再用木板搭成栈道,然后依托栈道,将棺木抬上去安放。悬棺峭壁上(如“九盏灯”)的密布桩孔,是“栈道说”的有力依据。二,上攀。距地面较近的(如“珍珠伞”),悬棺其实不用多费力气,采取简易搭架扎厢的方法,即能使上攀挂棺成为可能。三,下垂。此说已多见诸典籍:“自山上悬索下柩”。我们通过实地考察,发现每座山崖顶部都是能种庄稼的,说明只要找好依托,人在上面系好绳索,沿着错综的岩缝,完全可以下垂到所需要去的地方。而且峭壁上还存在有明显的脚窝,为吊索下柩,悬棺高岩提供了很好的证明。

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悬棺周围的岩壁上,有许多用红色(少数为白色)彩绘的岩画。绘画采用的是平涂手法,虽线条粗犷,但多形似而又传神,人物极富变化和动感,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可和古代其他民族的岩画相媲美。这些珍贵的艺术品,是我国古代僰人的又一杰作。它生动地记录了僰人的生活情趣和战斗风貌,具有较浓厚的时代气息,堪称是我国民族艺术中的瑰宝。

为了研究僰人的历史,1974年7月和1984年12月至1985年1月,四川省博物馆和文物管理委员会,曾先后两次派出考古工作队到珙县,在县、区、乡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配合下,对麻塘坝几处悬棺进行了正式的清理、发掘。

第一次重点选择了“白马洞”和“邓家岩”两处。当时“白马洞”尚存悬棺7具。1946年,前中央研究院的学者,曾在此取走过悬棺。“邓家岩”原有悬棺16具,是麻塘坝悬棺的一个集中点。通过搭架扎厢,考古工作队在这两座岩的峭壁上取下了10具悬棺。经清理,其尸骸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个别尸体骨架还比较完整。服饰因人而异、优劣多少不等。有的服饰制作精美,不仅镶有各色条布“栏杆”,而且还有五彩缤纷的多种挑花与刺绣图案,工艺水平之高,看后委实令人折服。“邓家岩”6号悬棺中,是一具高达1.67米的男尸,上身包裹着各式丝绸、麻织衣著20余件,下穿齐膝马裤11条。除表层丝绸已腐烂外,其余麻织品大都完好,甚至有的色彩尤新。视其穿着打扮,俨若一名“僰酋”。

这10 具悬棺中还清理出了大量随葬器物。其中,比较珍贵的,是一根红漆竹筷,筷头除一方为银色纹饰外,其余三方均有银色行书汉文,一方为“江山△古”,另一方为“日月△长”,还有一方为“阿旦沐”,很可能是死者姓名(“△”表示字迹不清)。

第二次发掘的重点是“九盏灯”、“珍珠伞”和“棺材铺”三座峭壁,共清理了悬棺28具。据考古人员介绍,这次发掘较第一次有所突破。一是在随葬器物中发现了一个釉呈“鱼籽纹”的土陶碗,可能是唐、宋年间产品;二是在一件小人衣上用麻线系了一个“弘治通宝”铜钱。这两件珍贵的文物,为珙县“僰人悬棺”的断代问题,提供了新的综合研究的依据。

人们每当提及“悬棺”,通常会有“其墓主究竟属于哪个民族”的疑问?也就是本文开篇那首古诗中的第一句“谁家棺木挂悬岩”这个问题。根据上述两次清理、发掘的情况看,在遗骸中成人多有打牙凿齿的现象,且几具女尸都穿的是统裙,再结合悬棺遗址上出土的多面铜鼓、岩画中众多人物头上的椎髻等,因此,专家们认为,这与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僚人(亦称土僚、葛僚、仡僚、仡佬)习俗相同。还有,元代李京所著《云南志略》一书中提及的“土僚人死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巅崖之上……”这与珙县悬棺葬式也是很吻合的。

至于悬棺的流行年代,毫无疑问,这肯定也是大家十分关心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据我国考古界推论,中国悬棺葬流行时代各地是不相同的。东南闽、赣、浙地区开始较早,终止时期亦较早。具体地说,福建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终止于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最迟不晚于三国,即公元前三世纪。川南悬棺葬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约当公元前四世纪,终止于明朝万历元年。珙县悬棺从史志记载,民间关于《哈大王造反》的传说,和县境内悬棺所在地先后出土的多面铜鼓,以及清理、发掘获得的随葬器物(如“弘治通宝”铜钱、青花瓷碗等)来认识,学术界比较一致地意见断为明代。如果说万历元年是其终止时期(当时,明王朝对僰人进行了毁灭性的镇压),那么,珙县悬棺最迟的一批,距今也有440多年。

珙县“僰人悬棺”,早就被人们誉为“巴蜀一绝”、“世界之最”。1981年3月,中国首届悬棺葬学术讨论会在珙县召开。由此,把悬棺这个千古之“谜”的探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引向深入。而珙县“僰人悬棺”,则是更加声名远播。

1988年1月,珙县悬棺部分文物千里送京展出,中央领导廖汉生、阿沛•阿旺晋美、杨静仁为开幕式剪彩。这次“悬棺之谜”展览,在首都引起了很大的哄动。正如《人民日报》报道的标题所说的那样:“悬棺之谜”迷着首都观众。

就在“悬棺之谜”展览开幕前夕的1988年1月13日,国务院(1988)5号文件颁发了。从此,珙县“僰人悬棺”被列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悬棺墓主并非“僬侥”

何谓“僬侥”(jiāo jiǎo)?《辞海》书上注曰:僬侥,亦作焦侥。古代传说中的矮人也。

其实,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古书里确是叠出层见。诸如:《国语》“仲尼曰:焦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列子》“汤问:从中州地东西十万里,得焦侥国,人生一尺五寸。”《淮南子》“地形训:焦侥,短人之国也,长不满三尺。”此等描述,尚可列举出若干条。

问题在于,他们大都把“僬侥”和古代的西南夷甚至“僰人”扯到一起。因此,有“焦侥西南蛮之别名”、“西南僰人僬侥从人”或“僰僬侥”、“僰义短人,小人”、“三尺之童,当即指僰焦侥”等论断。

1935年,在我国华西大学担任博物馆馆长的美籍学者葛维汉(D••C•Graham)曾专程到宜宾地区对“僰人”、“僰人坟”问题进行过考察。他在《有关僰人的历史文献》(本文登在《华西边疆研究会》杂志第八卷,1936年出版)一文中,专门写了一段“川苗关于僰人的传说”。讲的是:川苗地区早先的居民称为“艾子”(Ngai Ntzi)。并详细地记录了“艾子”性好“屠天”(译音,意即与天较量)。如夏天穿皮衣、烤火,冬日着薄衫、摇扇,以及怎样先后两次中了术士罗因的诡计,先是把祖人的尸骸抛入海中(小湖泊),后又将亡者灵柩置于悬崖峭壁之上,以至造成后嗣俱绝的经过。

关于“艾子”,葛氏原仅记其音而不识其义。后当他自识其误时,便在该文的附注里辩解道,“我从川苗朋友处得知,艾子(Ngai Ntzi)是‘矮子’一词的讹音,意指矮小的人和民族。因此苗族对僰人又有另一个称呼,这明显地含有身材矮小的意思。”末了,他还慎重声明说:“郑德坤先生告诉笔者,他在汉文资料中找到僰人身材矮小的证据。”

那么,郑德坤先生的“证据”又从何谈起呢?为此,我翻阅了郑德坤先生所撰写的《僰人考》专著。他在“释僰”一节中,真是罗列了一些典籍里相关的只言片语,实可谓是下了一番工夫的。郑氏断言:“据上引,可知凡短人、小人之国,均可称焦侥,东方小人国可称焦侥,西方短人国亦可称焦侥,或小人国、焦侥国互用。焦小为短小之互称,可作形容词用,非西南小人之专名,而西南僰夷为焦侥更显矣。”最后,他还强调指出:“日本大和民族,素以短小著名,僰人短小甚于大和民族,其短可见。僰人为小人,名称证之于前,实人证之于后,其为定论,当无可疑矣。”

话又得说回来,珙县“僰人悬棺”的墓主,是否就是“僬侥”呢?答案是否定的。

1974年夏天,珙县“僰人悬棺”首次正式发掘清理中,笔者在现场亲自见证了从麻塘坝“邓家岩”和“白马洞”峭壁取下的10具悬棺里的尸骸,并为其中一棺典型骨架描绘了一幅钢笔速写画(后由四川省博物馆收藏),死者那长长的大、小腿骨,在我脑海里一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后,这10具人体骨架提请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著名人类学家秦学圣先生负责整理。我们从他发表在《民族论丛》(悬棺葬研究专集)里的《“僰人悬棺”人骨初窥》文章中,看到了更加让人信服的身高测定数据。原文是:“TM1,TM7和BM1(均为悬棺编号)由于肢骨的骨骺未愈合或未完全愈合,身高未予计算。几个男性的身高平均163.6厘米,女性身高158.6厘米。按分级标准,158.0—167.9厘米为中等高度,大于此数者为高(168.0—172.0)或很高(172.0以上),小于此数者为矮(148.0—157.9)或很矮(小于148.0)。他们的身高,男、女平均都在中等高度范围之内。”这就有力地说明了珙县“僰人悬棺”的墓主并非“僬侥”。

1988年元月,《悬棺之谜》展览在京揭幕。当时,陈列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展厅内的一对“僰人”男、女塑像,就是由该馆人类室的有关专家,根据珙县悬棺中取出的两具人体骨架所测定的数据,采用科学手段复原的(服装是我提供设计图稿,请珙县玉和苗族乡五同村的苗族青年妇女王永翠等人仿制的,麻鞋为王永翠的公公杨万余打造的)。乍一看去,其民族形象的魁伟和瑰丽特质,真是栩栩如生。它们现安放在珙县“僰人故里”─—洛表镇麻塘坝的“古僰悬棺陈列馆”里,供参观的人们鉴赏。

(作者:曾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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